儿时，日寇狰狞，山河喋血，让她深感没有国就没有家，惨绝人寰的细菌战，让治病救人的种子在生与死、聚与散中深埋。青年时代，理想之树开始生长，“千方百计总有救”，是她笃信的原则。
而今，鲐背之年仍奔走于社区，她与同道完成的一项长达10年的糖尿病防治跟踪研究，率先探索出了中国人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新模式、新经验，被国际糖尿病联盟推举为发展中国家糖尿病管理样板。
她，就是北京同仁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袁申元。
7月13日是袁申元教授90岁的生日。她一头漂亮的银白色卷发，开朗健谈。袁老回忆起青年时代，一段岁月深处的故事缓缓开启。
01
把人救活，是我最朴素的想法
1931年，袁申元出生在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家7口从上海一路逃难，历经安徽、江西、湖南、浙江。
“我当时还背着两岁的弟弟，身上就穿个小背心小裤衩，下雨淋湿了就藏在草堆里，晾干了再穿。我亲眼看到过日本鬼子烧杀淫掠，非常恐怖。那时候我深深感到，没有国，就没有家。”
回忆起这段历史，袁老眼含泪花，“日本鬼子在浙江搞细菌战，我的邻居都上吐下泻，很快死了，一个一个被拉走。怎么好好的人会死呢?所以幼小的心灵就想长大以后要救活这些有病的人。”
1950年，从浙江省立杭高毕业的袁申元考上北京大学医疗系。“那时候很穷，父亲的收入只够全家吃饭。我是建国以来第一届大学生。不光上学不要钱，还管吃住，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深印在袁申元的心里。她高中入团，大二入党。1955年毕业，袁申元留在了实习单位——北京同仁医院，由此开始了治病救命的事业。
上世纪50年代，同仁医院90张床位，只有内、外、眼科。院长刘世豪兼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跟着刘院长，刚参加工作的袁申元见识了不少内科疑难杂症。
袁申元(后排左一)在同仁医院实习
怀着“把人救活”的朴素想法，袁申元把针灸引入治疗细菌性痢疾。
“那时候消化科的痢疾病人很多，我就查书。中医书上讲腹痛腹泻，扎针灸很快就能好。我就跟针灸科的老大夫商量，咱们一条龙，有痢疾病人就请您扎针灸，我们输葡萄糖盐水维持生命体征，不给抗生素，看看能不能治好病人。结果发现针灸以后的病人好得非常快。”
这个项目开了题，还请了协和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组的知名教授参加，原因颇具戏剧性。因为用西医思维，几根针下去是万没有可能消灭细菌的，必须用细菌阴转来证明。痢疾细菌很“娇嫩”，时间一久就死了。
教授特意派徒弟带来培养细菌的仪器在病房走廊里等着，大便一出来，赶紧取样接种放进37度的孵箱里做细菌培养，还嘱咐徒弟，“千万要认真，别因为你疏忽养不出细菌，就证明这种方法有效。”
“我们也很严谨，决不糊弄。大便正常以后，还要细菌培养三次阴性，才说明好了。人家等不了要出院怎么办?就到家里去跟他讲，我们取点大便，不痛，带回来培养。”1966年4月，卫生部组织全国知名的传染病和微生物专家鉴定，北京同仁医院经细菌培养等系列研究，针灸治疗细菌性痢疾有效性顺利通过。
1956年袁申元(前排右二)与前苏联专家合影
然而，命运弄人，曾经的成功，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云谲波诡地成为了打向袁申元的一记重拳。
绝望之处，有时只需心念一转，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35岁的袁申元从委屈、痛苦，渐渐变为平和、接受。
1968年，急诊值班的她和同事们一起，持续48小时不放弃，成功抢救一例心脏停跳31分钟的患者，打破了当时心脏复苏的国内记录。1973年参加延安医疗队，1年时间就抢救了200多例极危重病人。因为技术过硬又华发早生，40多岁的袁申元被老区人民亲切地称为“北京来的老大夫”。
忆当年，袁申元的语气颇为平静，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了这一碗酒垫底，这一生的酒都不怕了。”她微笑着总结。
02
搞科研也可以为国争光
“文革”结束后，袁申元更加珍惜工作机会。她兢兢业业、宵衣旰食，有时为了抢救病人，一连几昼夜不休息。虽然曾因为搞创新受到打击，但她并未放弃，围绕临床工作开展多项研究，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21项科技奖励。
“我为什么老要搞科研?就是因为医学上常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是等死吗?我不甘心，我不愿意见到人死亡。病人死了，家属哭、我也跟着哭，我不愿意接受这些事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死，为什么我们穿着白大衣不能把人救活，所以老想和大家一起千方百计救活病人。”
袁申元发现，观测人体微循环情况，对于救治休克病人非常有意义。
“以前我们观察血流速度用秒表，从皮下毛细血管攀中一看见血出来就摁一下秒表，血流进去了再按一下，计算血流速度。但从眼睛看见到手动，有神经传导的时间差，不准确。查查文献国外已经有先进的仪器，但是没有卖的。我们能不能自己做?”
“观测需要显微镜。我们到处打听，最后在一间洗漱室的桔子皮下面找到一个木箱，里面有台报废的显微镜，没有镜头，但我们如获至宝，请工程师帮忙修好。后来和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合作，2年，把测血流速度仪器研究出来了。”
这是我国第一台双窗微血管血流速度自动测量仪，可以实时定量记录微循环研究中难度最大指标——血流速度，荣获卫生部二等甲级成果奖。袁申元带领大家用这台仪器对糖尿病、肝硬化、冠心病等病人的微循环进行测定，探讨内脏与体表微循环的关系。
1984年，她带着研究成果走进国际微循环学术会，引起业界关注。讲起这段历史，袁申元难掩激动，“当时很多国家没有，大家都在问，仪器怎么来的，能卖我们吗?我非常自豪，看来搞科研也可以为国争光!”
1984年参加国际微循环学术会议
1991年，袁申元在微循环领域蜚声国际，并担任国际微循环理事，分别被英国剑桥、美国授予有突出贡献科学家，在参加第五届国际微循环会议期间，获邀留美工作，当时儿子也在美国，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回来，“我应该回国研究，报答党和人民。”
袁申元教授(左二)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
03
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做点事
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掩映在一大片砖红、浅灰的居民楼中间。周一下午一点多，袁申元从方庄的家里赶来出诊。下车时，她先伸脚探探，确定没有踩到翘起的地砖，随后小步快走，直奔诊室，银发在午后日光的映照下泛着光。
到劲松社区出门诊，这是第16年。作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70岁才退休的袁申元退而不休，牵头成立了“北京市社区糖尿病研究”课题组。
从2008年开始，课题组先后有200多位全科医生参与，对西城、东城、朝阳、海淀、丰台5个区的2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000例糖尿病患者，进行糖尿病防治跟踪研究。
“英国一项糖尿病研究，发现了减少心肌梗死和死亡的一些规律，用了30年。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不一样，要摸索自己的经验。”
在劲松社区出门诊
十年磨一剑。2019年，“北京市社区糖尿病研究”数据在巴塞罗那欧洲糖尿病学术会议上报告：中国人在10年中，连续3年血压、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就可以明显减少死亡数和心血管事件。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初步研究，若能推广到全北京市，可以节约上亿元医疗费用。
北京模式——这个三甲医院与社区医院相结合、长期管理糖尿病人的模式，被国际糖尿病联盟推举为中低收入国家糖尿病管理的样板。
“国家少花钱，病人少受罪。让糖尿病人30年都严格管住饮食，什么都不敢吃，那是很痛苦的。现在我们研究出来，只要三年、这几项指标管得好就可以。有些方面可以适当松一点，病人正月十五也可以吃几个元宵嘛。心情好，生活质量也高。”
三甲医院与社区卫生中心相结合的模式，在探索中不断走向成熟。在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进来，北京军区总院、天坛医院、清华大学附属华信等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也来了，形成有实力支撑的专家组，研究得以坚持。
对于90岁的袁申元教授来说，现在她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她躬身入局、挺膺负责的这项糖尿病管理模式，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曾用双手让无数生命重新鲜活，用双脚蹚出糖尿病社区防治之路，可她却说，“不论做了点工作也好，取得了细微的成绩也罢，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党，什么都不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党和人民培养的恩情。”
作者简介
宣传中心 黄汇慧
黄汇慧，北京同仁医院宣传中心干事，曾在《光明日报》《健康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各类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获得北京市卫生系统卫生健康好新闻10项;摄影作品获全国荣誉1项，市级2项。
医学人文点评
袁申元教授长期致力于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研究与治疗，在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微循环障碍性疾病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尤为令人敬佩的是，袁教授对糖尿病的研究始于耄耋之年，在常人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她却抱着“为党和人民踏踏实实做点事”的信念，一头扎进社区和基层，调查走访了2万多人，范围涉及北京地区的无数乡镇、工厂、连队、居委会，严寒酷暑，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在信息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袁老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制定了糖尿病管理的“北京模式”，并被国际糖尿病联盟推举为中低收入国家糖尿病管理的样板，在减轻患者病痛的同时，为国家和人民节约了巨大的医疗费用。
“国家少花钱，病人少受罪”，这是袁老最朴素的职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和精神，深深感染和鼓舞着后辈，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和基层医生投身于此。“启事在教诲，成事在榜样”，这便是榜样的力量吧!
点评人：周亦伦
北京天坛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