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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初，我的父亲因“肺部阴影性质待定，肺癌？”入住我所工作的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病房。经过三个多星期的住院检查和治疗，父亲的疾病获得明确诊断，选择了治疗方案，已经于近期出院，药物治疗同时，回归了他的日常生活。

老父亲在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近一个月的住院诊治过程，使我有机会从一名医生的角度转化为一名患者家属的角度，全过程感受到了我院医疗、护理等相关工作。同时，作为一名在同仁医院工作了十几年、与之共成长的临床医生以及一名临床科室主任，也使我对此过程拥有一个特殊的视角。感受颇多，感谢至深。

老父住院第一天，接诊护士很快到了病房。满面笑容地问“爷爷饿了吧？吃饭了吗？”。在后来住院的整个过程中，我发现不是一位护士，而是几乎每个护士都如此甜蜜温馨，无论是在输液、抽血，还是在做日常护理时，都笑容满面，一口一个“爷爷”地称呼老父。我稍有些诧异：是因为我是本院医生，护士们给了特殊待遇吗？但是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她们对我看到呼吸内科病房的每个高龄的患者都甜甜地称呼“爷爷、奶奶”。在住院的第二天，肢体残疾老父亲的病房床头上就贴了一个“防坠床”护理标志，使人感受到护理过程细致到位。老父亲本人也是医生，但是因患慢性疾病长期卧床，且经历多次手术，心中对静脉穿刺和疼痛形成了心理障碍，对此非常敏感而紧张。在护士要取血或输液时，他一开始总是紧盯着针头，嘴里不停念叨：“我的血管细啊，不好扎啊！”。 但是在呼吸科病房经过护士的1-2次静脉穿刺后，他就大为放松，还说：“同仁医院不愧是大医院，静脉穿刺做得就是好”。

老父的主管医生团队是呼吸科主任孙永昌教授，住院医师王新茂、主治医生金建敏和主任医师刘晓芳。这个团队的专业水平、工作效率、敬业精神等都令我不禁感慨。12月8日下午，我接到母亲带着哭声的电话说“你父亲可能是肺癌，到北京看病吧”。经历了最初几分钟的震惊和慌乱，在我的大脑恢复工作的第一分钟，紧急安排手头工作的同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孙永昌教授打电话。他给了我简短而清楚的回答：“别慌！住院，先搞清楚诊断，看是不是（肺癌），然后选择治疗方案”。老父住院以后，住院医师王新茂在繁杂琐碎的住院医师工作，如开医嘱、追踪化验结果、安排检查、向上级医师汇报病情、病历书写等各个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住院医师的素质和工作质量。金建民主治医师和刘晓芳主任医师很快就开始查房，有条不紊、按步骤、按计划地安排检查，而且根据病情需要积极联系相关科室会诊。孙永昌主任按时按期进行每周主任查房，在选择各种无创或有创检查（如痰培养找瘤细胞、CT引导下肺穿刺）的过程中，要求严格、思路清楚、科学依据充足而且充分考虑患者和家属人文需求，然后在全面而客观的分析检查结果后，提出治疗和干预方案。在孙永昌教授对老父亲进行的最后一次主任查房中，我事先申请以一个特殊家属身份旁听并获准，得以看到整个查房过程并感受到其规范性和高质量。

我特别想说明的是，请不要简单地认为，因为我是本院职工，父亲才得到特殊待遇。事实上，做医生的人都知道“医不自治”的道理，也知道如果患者家属当中有一名医生，则情况可能是“双刃剑”，很可能因这位医生家属的不由自主的干扰使医疗过程的难度加大。可贵的是，孙永昌教授领导的医疗团队，在此种情况下，既适当体现了对同事的关怀，又能排除干扰、坚持医疗常规。老父住院期间的整个医疗流程步骤清楚、措施有力得当，每个辅助检查都目的明确，既进行了合理必要的辅助检查，又避免了过度检查和治疗，与家属沟通充分，治疗方案制定考虑全面，充分体现了呼吸内科团队高水平的专业和管理水平。

在此，一并感谢胸科于磊大夫和李建业主任、风湿免疫科王振刚主任、皮肤科杨秀敏主任、庄逢康主任、杨竹生大夫和刘喜平护士；感谢放射科梁熙虹主任、王振常主任、病理科刘红刚主任和李大夫。现代医学专业划分很细，但是一个疾病整体的诊治常常需要各专业的大力合作。同仁医院作为一家三级甲等大型综合医院，因眼科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突出而著名，同时多年来致力于内、外、妇、儿和神经科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和综合实力的提升。通过老父亲这次住院，我切实体会到了同仁医院不仅是眼科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水平高超，而且确实感受到了以呼吸内科为代表的其他各个学科的综合力量在以往基础上的大幅提升，而后者对于医院和患者都意义深远。

可以说，作为女儿，我没有后悔为父亲选择同仁医院；作为一名同仁医院的职工，我为此感到了更大的希望并为此骄傲。同时，作为神经内科主任，更感到了自己学科与兄弟学科的差距，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担子更重，激励我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进一步提高我们为天下父母、兄弟、儿女服务的能力。 神经内科/张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