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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这么一篇报道：

“一位患了十四年‘耳硬化症’的工程师，在进行‘内耳开窗’的手术后，现在已经可以不用助听器听取声音。这是北京市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两年前开始使用这种手术以来治好的十五个耳聋病人中的一个……”

手术大夫赵应时，时任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究竟是怎样一台手术，能登上《人民日报》呢？

“他先在患者的耳道内作了切口，用小锤敲打小凿子，轻轻地凿开耳内的‘乳突骨’，接着用小电钻把内耳的骨壁琢磨成像蜡纸一样薄，然后在放大十倍的手术显微镜下将这骨壁揭开，作成一个新的小‘窗’，外界的声音就可以从这里传导到内耳，产生听觉。手术后第十六天，患者的听力有了明显的好转，目前，不带助听器也能听到别人一般低声说话的声音。”

内耳手术非常复杂，危险性高。手术器械得伸到狭窄的耳道进行，在这片方寸大小的“雷区”， 最小的镫骨跟芝麻一般大，镫骨足板薄如蝉翼，如果稍有不慎伤了面神经，病人当时脸就歪了，手一抖碰破镫骨足板，会造成眩晕和神经性耳聋……在显微镜等各种医疗器械及设备极其落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能完成这样的手术实属不易。

赵应时生于1920年的东北，经历过日本铁蹄的殖民统治。1941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在学医的日子里，赵应时发现，和大内科、大外科相比，自己对耳鼻喉这个专业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选定这个“小科”，开始了半个世纪的钻研。

1946年，来到北京的赵应时拜师耳鼻咽喉科泰斗徐荫祥教授，解放后，跟随徐老筹建我国第一所耳鼻咽喉科专科医院——北京市耳鼻咽喉科医院，并任医务主任。1958年，北京市耳鼻咽喉科医院合并到同仁医院，他开启了在同仁的行医及学科建设之路。

与徐荫祥教授合影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忙，也不知道累，一天高高兴兴的。虽然事挺多，除了临床工作，还有教学，培养大夫。” 聊起那段充实的日子，赵应时说。他对扁桃体摘除术、鼓室成形术、突发性耳聋、坏死性肉芽肿等疾病总结整理，对多达12万例耳鼻咽喉疾病的统计，为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打下坚实基础。他细心观察危急的小儿咽部烫伤病例，掌握发生呼吸困难危象的规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救治成功率。

俗话说“一要手艺好，二要家什妙”。追述耳鼻咽喉科学科发展史，近三十年技术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种器械及设备的更新换代，而在物资短缺、设备简陋、手术“刀耕火种”上世纪中叶，赵应时却没有停止探索。他积极开展科研工作，50年代开创性地用乙醚吸入治疗功能性失音获得成功；利用曲别针改制成“环形鼻异物取出器”，使躲藏在孩子鼻孔里的豆子、纽扣等异物更易取出；他改造了耳耵聍取出器，让工具更顺手，获卫生局技术改进二等奖，也推动了医院的技术革新。

一枝独秀，对于个人或许足够；但在赵应时看来，让学科春色满园，方才圆满。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积极承担相关医学生教学任务和实习指导。从徐荫祥教授手中接到学科“接力棒”后，他更加诚惶诚恐：“徐老致力于发展壮大耳鼻咽喉科，到我这儿没什么发展怎么办？”

为了给大家提供足够的解剖用尸头，他想方设法、四处奔走。“要想技术好，解剖就得学好。书本上看到的平面图跟实际人的立体结构还是有差距。真动起手术，人的皮肤、肌肉和学习时看的颅骨感受又不一样。所以尽管在学校学过，但我们刚进科的时候都要脱产一个月，把解剖巩固扎实。”当时的小大夫，后来成长为耳鼻咽喉科专家的程继龙回忆。

技术进步离不开阅读文献。“我们上大学正赶上文革，基础很差，外语更别说了。赵主任也为我们着急，他利用休息时间教我们学外语，看文献。外文文献对手术步骤、力学声学原理等等描述得非常细，读得多、见识广了，就能尝试开展更多工作。”75岁的原耳科主任戴海江回忆，“赵主任鼓励我去申报科研成果。那时候只知道干活，对这些完全没有概念。”在主任的鼓励和指导下，戴海江申报的人生第一个科研成果就获得局级科技成果二等奖。

赵应时不断加强对青年医师的培养，定期组织业务学习，坚持每周查房制度，术前、术后讨论制度，差错、事故和死亡病例讨论制度，大批青年医师得以迅速成长，成为耳鼻咽喉科的业务技术骨干，不仅较快地满足了临床工作急需，也为同仁耳鼻咽喉科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国家卫健委临床重点专科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还为解放后北京市迅速新建和扩建的多所市、区级医院，输送了合格的专科医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和健全耳鼻咽喉科做出了贡献。对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师，他亲自参加系统讲课，指导临床实践，其中不少人成为省市各级医院的学术带头人。

一双手济世苍生，一条路奋斗不止。从医数十载，赵应时始终秉持着“有所学习，有所长进，医务工作者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的信念，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患者服务。2021年2月，这位我国耳鼻咽喉科事业的筑路人走完了人生路，用百年的奋斗实践了毕生心愿：为人民服务，向党和国家报恩。